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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推行的三波土地改革(上)

新闻专递 | 发布时间: 2019-9-1 06:09| 查看数: 411|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今天报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6日颁布第三十二号主席令,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看来,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终于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几十万亿美元的土地财富将被释放出来。中共依靠垄断城市土地资源实施财政扩张的历史将被终结,中国巨大的土地财富将被进一步激活,并且重新分配。对于这一措施,将对未来中国前途发生的重大影响,大家会拭目以待。我认为台湾的三波土地改革有预期参考意义,冒昧在这里胡说一番。

       在讨论台湾土改之前,我们最好先看看其 5 年前在日本曾经发生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先例。

       1945年8月30日下午2时5分,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当这位腰间别着原子弹的五星上将踏上日本土地那一刹那,他见到的是美军制造的一片满目残垣。( 记得1982年我来到加拿大做RA,万圣节一位同事带来一个雕成鬼脸的南瓜。科里的日本婆说:我母亲生前一见到南瓜就恶心,她年轻时天天吃这玩意度日。) 那时日本总人口有7千多万,国会议员的工作午餐是一碗红薯稀饭。盟军总部从美国紧急调来350万吨粮食(平均每人100斤)和20亿美圆(平均每人28元)的经济援助。同时解除日本武装、解散财阀、审判战犯、修改宪法、组织生产等等。其中一项重大措施是进行土地改革。

       战前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寄生地主制,约有一半耕地集中在少数靠收取高额地租过活的地主手中。这种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并加剧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妨碍了社会的稳定。麦克阿瑟于1946年6月通过美苏中英对日管委会提出土改方案,强令吉田茂政府推行:由国家征购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然后以分期付款方式(最长为24年期)转卖给佃农;全国平均水田地价为年地租的40倍,旱田为48倍,。在村地主保有的土地为 3 町(每町约合1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收购;每一农户的自耕地不超过3町(北海道适当放宽);残存出租地(每户地主最高不超过1町)的地租由原来的实物改以货币支付。至1950年,共有约1250万町的土地被征购,475万余户佃农(相当于农户总数的75%)买到了土地,85%以上的可耕地转到自耕农手中。这样,日本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通过改革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阶层基本消灭,纯粹的佃农仅占600万农户的5%。租佃关系已不再是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关系,而代之以自耕农为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经济体制。这是占领当局所取得的最有深远意义的成就之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工业化建立奠定了牢实的基础。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一个重要目标。1924年他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民生主义被解释为“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同时宣告“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土地价税法”。北伐初步成功后建立的南京政府在1930年制定了《土地法》,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任何“平均地权”的条文,唯对于地租明确限定“租额为收获总量的37.5%”  。但实际上后来连这一非常温和的改革也从未正式实施。究其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正是豪绅地主阶级。“革自己的命”是极难做到的 ,  尤其是在当时军阀割据、动乱频繁、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更毫无作为。败退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所作政治报告中,老蒋坦白承认:“我们同志人人都认定四年来反共战争的失败是政府没有实行民生主义”,而土地问题又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


      1949年,台湾总人口約為782萬人,这其中 (外省老百姓+公務員約70万,現役軍人60万)。即是说,大陆新移台有130万之众,外省籍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6.5%  。突然增加这么多外来人口,粮食、住房、就业等等问题极其紧张。加上大败退带来对前途的迷惘,台湾可谓风雨飘摇。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农复会”是麦克阿瑟在日本土改成功的启发下,在晏阳初的大力游说下,美国国会在1948年的“援华法案”中纳入的一项条款,为一个独立机构提供资金(占每年美援的10%)。1948年10月1日,中华民国与美国依据所签《中美经济合作协定》,在南京市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管理,其中三名是中国人、由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两名是美国人、由美国总统任命。在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年,它除了扩大农艺和灌溉计划外,还实施了减租,保障保有权和合作社的组建方案。但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疯狂土崩瓦解,“农复会”实际上在大陆未能起到作用。我曾在《我拥有的台湾邮票及其故事》介绍过它在台湾的第一波土改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简略地介绍了其过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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