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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我的“家”是一笔说不清的孽债

新闻专递 | 发布时间: 2019-12-7 12:30| 查看数: 1106|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我家姓氏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反正我没见过这么乱的。我父亲姓李,我母亲姓崔,我当然应该姓李。可我两岁的时候父亲连冻带饿死于街头,我被母亲所卖,卖到沙城火车站的站长吴家,我改姓了吴。

我三姨觉得八十块钱卖的忒便宜了点儿,借钱赎回卖与京城大户“同仁堂”的东家,卖了个高价二百块,而养父姓乐,养母姓郭,我又随了养母姓郭。

我亲母,又将我亲姐卖掉姓了陈。卖儿卖女卖乱了套,我母亲自己也被骗到宣化被人贩子卖到豆腐房张家,于是随去的我的亲哥哥又姓了张,而且一年后又生了一女当然也姓张。我母亲不堪忍受虐待携子女逃回老家,解放后又改嫁给了生产队的饲养员王家,我哥又改姓王。兄弟姐妹便分姓了陈、王、郭、张,与我有家缘联系的九个人便有了八个姓!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三十年以后才知道。养母买我自然为了传宗接代,承袭遗产,因为我养母以二十六岁妙龄出嫁时,乐四老爷年已七十,不能生育,而在那样的一个大宅门里,无子是不行的。

但按乐家族规,过继子嗣必须在本族中挑选,不容外姓。我养母自然不愿意过继本族子弟,百年之后自己依然后继无人,遗产仍落乐家。所以买我先以娘家买子为由,寄养在她母亲膝下,暂称养母姑妈,我称其母为奶奶。等她母亲去世后,把我接到乐家,随后便母子相称,我却仍随养母姓郭。时已解放,族规的继承法不攻自破,我养母多次提出要我改姓乐,由于我当时思想进步,誓死不做剥削者的继承人,一心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但拒绝改姓,也拒绝了股东的名分和房地产的所有权,为此着实伤透了我养母的心。

尽管我变成了少爷,但在宅门中我的心情始终压抑。我知道自己并非正牌的少爷,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不明不白地进了大宅门,为诸多少爷小姐所不齿。养母严格地向所有的人保守我出身的秘密,为此从一九四二年起养母每月要向我三姨付五块大洋的保密费,解放后则成为五元人民币。

最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四年间(我十二岁到十五岁)这保密费竟是由我亲自送去。我当时并不知这是我的三姨,只知道是街坊邻居的高大妈。她住在天桥,天桥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经常闹着要去看高大妈,因为每去必要逛天桥,喝碗豆汁儿或吃碗老豆腐什么的。那真跟过节一样,关系融洽,大家都没有什么防范之心。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曾问我的奶奶我爸爸哪儿去了,怎么总也看不到他?奶奶恐怖地用手比了个“八”字说我爸爸是“八路”,千万不要再问,说出去是要没命的,我自然信以为真不敢再问。我十五岁那年暑假,循例又去高大妈家送“保密费”。

这次送钱,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扯了些闲白儿后,高大妈要带我去逛天桥,高大爷(我的三姨夫)反对,说要在家吃打卤面,还有好多话要说,高大妈反对,两人争执了几句,忽然高大爷激动得满脸通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道:“当初就不该送你去!”我愕然,这没头没脑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屋里立时静了。突然姨奶奶伸出两手乱摇摆着大叫:“不许说!不许说!不许再说!”又是沉默。高大妈不由分说,拉着我去逛天桥了。可高大爷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感到蹊跷,感到一个大大的谜团露出了端倪。

一九五九年夏,我报考大学,在中央戏剧学院考场遇见了我童年时的一位邻居,他突然问:“找到你的亲生母亲了吗?”此时我才确认,我还有位亲生的母亲,可我不知道该去问谁,到哪里去找。

一九六二年春节前,高大妈忽然来送信儿说姨奶奶不行了,死前一定要见见我,于是我与母亲一起要了出租车来到天桥的这个大杂院。我当时已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三年级的学生,我穿了一件非常名贵的狐皮大氅。大杂院轰动了,都跑出来看我们母子俩。

一进屋,姨奶奶正趴跪在炕上扫炕,听我来了,姨奶奶扔了笤帚伸出两手在空中乱抓,我才发现老人家已双目失明,我忙把手递过去,她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紧紧搂住我,直到我走始终没有放开。我已感觉不到童年时的温馨,我浑身不自在,我觉得我的大衣上沾了灰尘,我闻到满屋子都是劣等烟草的气息。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忽然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冷漠和仇视,那眼神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母亲心领神会,起身说该走了,姨奶奶像受了惊吓一样死命抱住我:“走?别走!我再见不着你了吧!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啊!死以前就见你这一回了吧,啊?……”在高大妈的帮助下我终于挣脱出来。果然这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

一九六四年元旦刚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终于把我卷了进去。我被定为“反动学生”送农场劳改。出身不好是我被劳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那“阶级成份论”十分猖獗的年代,我忽发奇想,产生了一种极其龌龊的心态,假如我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是否可以减免我的刑罚?一种卑劣的投机心理,使我完全不顾我母亲的痛苦和感受,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向我母亲发难。十二点一到先向母亲叩头辞岁,母亲给了我个红包儿,这是“压岁钱”。我不敢正视我的母亲,我难以开口,最后鼓足了勇气问我母亲:“我亲生的父母、我家的亲人还在吗?”我母亲着实惊呆了,两眼发直地望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我发现母亲很快平静下来,忽然说:“你爸爸早死了才把你卖到郭家,你妈前两年也死了。”我追问卖身契,母亲说,你妈死了,留着没用,烧了!我完全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母亲却出奇地平静,那口气完全是像说死了一只鸡、烧了一张草纸一样。母亲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说:“知道那个高大妈是你什么人吗?”我茫然。“那是你三姨!你的亲三姨!”说毕拉开门回自己的北屋去了。我惊愕了半晌,终于趴到床上痛哭失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早儿我高大妈便来登门拜年。我母亲脸色不好,大概和我一样彻夜未眠,不时用眼观察我,我自然不能有任何亲热表示。那局面十分尴尬。高大妈还蒙在鼓里。高大妈走时我送她到门口,突然悄悄地告诉她,叫她到儿童剧场门口等我,我有话要说。我回房故意磨蹭了一会儿,说要去王府井书店,便忙溜了出来。

走到儿童剧场,果见高大妈站在路边等我,问我何事?我开门见山便问我亲生父母何在?她两眼发直地望着我,掩盖不住的惊慌与疑惑,忽然说:“甭问!我不能说,你这孩子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我

咄咄逼人地说:“你不说我也知道!”她气冲冲地说:“你知道什么?”我突然说:“我知道你是我三姨!”她完全傻了。

她战战兢兢地说:“你爸爸早死了,你妈还在!”

我大惊:“那为什么我母亲说她死了?”

三姨说:“记得十年前你姨夫说了句‘当初不该送你走’?你回家就跟你妈说了吧?她带着人打上门儿来了,差点儿没把我们家砸了。还有一回你亲妈来北京找你,跟你母亲碰到一块儿了,没把我吓死!后来没辙了,我就编了个瞎话,说你亲妈死了,这才叫你母亲放了心,打那以后就没再上我家来过。”

“我家还有什么人?”

“你有个大你三岁的哥,还有个妹。”

“他们在哪儿?”

我分明看见三姨的眼珠狡猾地转动了一下。

“不知道!没联系!”我郑重地向三姨说:“求您一件事,帮我找到我的家人,日后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三姨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回到农场我立即向管理人员汇报了这些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情况,谁知那位黄管理员说你两岁卖给资本家,吃的是剥削饭,流的是资本家的血,长的是资本家的肉,你早已变质,出身救不了你,你是一身的反骨,只有认罪服罪脱胎换骨才是惟一出路!得!我费尽心机弄明白了身世,却并未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是对我投机心态的一次重创。

我并未死心,时值“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级组织都在动员资本家放弃股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堂房二哥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首先带头放弃了。我又感到立功的时刻到了,便坚决动员母亲放弃股息。母亲不从,经我苦口婆心劝告终于答应放弃一半,当我再次劝说时,母亲终于翻脸了,她感到受了巨大的污辱:“宝昌!你不就是觉着当资本家可耻吗?我就是资本家,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你可以不认!你自食其力成你的家,过你的日子去!若还念及母子之情,你有空儿回来看看我,你不愿意来也无所谓!”真如晴天霹雳,这不明明把我赶出家门吗!我从小就是个混不论的孽障,我拿起破书包就走,临出门前撂下一句话:“我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儿!”

“文化大革命”来了!劳改农场断绝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宣布为无期徒刑。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劳改农场散了摊子,管理人员纷纷被揪斗,我被遣送回电影学院,又被关在牛棚里一个多月。

一个极寒冷却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被叫到工宣队,“反革命专案组”,竟然宣布我没事儿了;等着和毕业班同学一起下干校,我可以自由地上街、回家了。我心惊胆战地走出电影学院大门,没有听到“站住”那像吆喝牲口般的吼声。我兴奋而又凄惨地走在久违了的北京街道上。

这是大年三十,真他妈的,又是大年三十!我很想知道我的母亲怎么样了,我从心底里思念她。我来到东华门旧居,哪知旧居已成了大杂院,没人知道我母亲的下落。她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已被扫地出门了。

我站在街上,寒风嗖嗖,我无家可归了,我忽然想起我母亲过去曾在前门外草厂四条买了一所房,我又来到草厂旧居。母亲正在门口卖一个大木箱子。一看见我,她像看见一个天外来的怪物一样,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正卖箱子。”

“卖吧!”

“我得过日子!”

我无言以对。

“你先进屋坐,最里边儿的一间。”

我走进了仅七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低矮、简陋,屋里乱七八糟。母亲坐到床上,我坐在门口一张小方凳上。

“我放出来了,宣布没事了。”

“没事儿就好,好好改造吧,大家都得改造。”

这生硬的语言我听着不舒服,怎么了?母子见面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挺好的?”我问道。

“我挺好,我出身贫农,我是卖到乐家的。红卫兵对我挺好的,一下也没打我。”母亲又没的说了。

母亲突然抬头。

“你没去看看他们?”

“谁?”我明明知道她问的是谁。

“你三姨!那才是你的亲人!”

“我知道!我会去看他们的!”我的心像刀剜一样地疼。这句话里包涵了母亲对我的多少思念和泪水!

“没有你三姨也没有咱们这段缘分。你当年卖到沙城,你三姨借了八十块大洋把你赎回来,我花两百大洋买了你。你三姨父赚了一百二!”

“人贩子!”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这三个肮脏透顶的字,我迷茫了,心里乱成一团麻。

“可是……咱们的缘分到头儿了!”母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希望我回到她身边,我知道她想叫我说什么,可我咽不下三年前那口气。

“您想过没有?三年前我劝您放弃股息是对的,可您把我赶出了门儿!”

“当初不是没想吗,当初的形势……”

“只问您错了没有?”

“那不能这么说,当初要是知道……”

“您就说错了没有?”

“这不是我的错呀,我要知道……”

“既然这样那我走了!”我突然起身推开了

屋门。

“宝昌!”母亲突然冲过来抱住了我:“你别走,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我找过你的同学,我到你们学院去过。我……”母亲哭了,我又坐了回来,悲伤地望着母亲。这个一贯养尊处优、一呼百应、威名赫赫的女人,如今竟落到这个地步。人到此时方能理解“心碎了”这个词。可我这个无可救药的卑劣小人,我这个天下第一号的大混蛋,为了自己那一点儿一钱不值的虚荣和自尊竟然在她碎了的心上再踏上一只脚。

“那好,我可以不走,您说,您错了没有?”

母亲不回答,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擦泪。

“您就是不说是不是?就是不认错儿是不是?”

母亲仍一语不发。

“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我走了!”我毅然推门而去。天已黑了,下起了小雪,我匆匆走向胡同口,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母亲就在后面。我停住了回头一看,昏暗的路灯光映照着小雪,母亲呆呆地站在路中,没有一个行人,我只要再多看一秒我就会扑过去抱住她痛哭,可我这个无耻的忘恩负义之徒竟然转身大步走出了四条。我心里已在盘算着怎么收拾我三姨。

年三十夜照例吃饺子,我的到来使三姨父和三姨兴奋莫名。酒过三巡吃上饺子,三姨父满脸笑容地开口了:“宝昌,你这次回来,是还想跟着你妈过呢?还是投奔我这儿来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再次问及我亲生母亲的下落,回答依旧:下落不明。我沉不住气了。

“姨父,我当年是八十块钱卖到沙城吧?”

“是啊,沙城火车站站长吴家。你三姨当时就骂你妈,太狠心了,怎么卖儿子呢?是我借了钱把你赎回来的。”

“转手又卖给了郭家?”

“那不是你妈非要你吗,这才送过去。”

“送去?卖了多少钱?”

三姨父低着头扒拉着盘子里的饺子不说话了。

我狠狠地说:“卖了二百,您赚了一百二!”

姨父的脸涨得通红,我起身告辞,还拿了一饭盒饺子,准备给那些牛棚里不能回家的难友吃。走到门口,姨父突然叫住我说:“宝昌!你今天来,我本来挺高兴,可你刚才说了些子话,我是很不爱听!”

“姨父!我今天来没想说您爱听的话!”我转身走了。直到姨父去世没再去过高家。只通过几次信,仍是问我亲生母亲的下落。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到了张家口四六一九部队干校,扎营在腰占堡。在抓“五•一六”的运动中,我又被当做杀鸡给猴看的鸡被抓上了审判台,每天撅着屁股挨批斗。原来我不是什么“没事儿了”,是“戴帽儿”下放。

一个多月,度日如年。这时竟然有一位少年时代的朋友来看我,令我异常感动。他告诉我,在北京他去看了我母亲,她因为想我,哭得双目已近失明,我从心底里震惊了。

由于我的缘故,我的女友也深深受到了伤害,她请了探亲假,决定离开连队回去散散心,临行前问我有何事要办?我悄悄地说,路过北京请去看看我的母亲,我写了信并装了四十元钱,不料女友在火车上被偷,连信带钱全丢了。她只记得草厂四条,便一路找去。进了四条却不知门牌号,便问路边一位扫街的老大妈:“郭榕住在哪儿?”老大妈警惕地问她是谁?她说是郭榕儿子的女朋友,老大妈说跟我来吧。两人一起来到下四条的简易房,开了最里面的门。我女友不知所措,老大妈说:“我就是郭榕。”我女友半晌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天下有这样的巧事吗?我母亲说,她扫街不属于劳改性质,是街道照顾每月给六元钱生活费,这笔钱也是从查抄我母亲的财产中扣除。女友提及我,我母亲说不认识,早就断了关系了,也不想再来往。我女友只有悻悻地走了。

我从女友信中知道了这一切,便叫她探亲完毕返程时到北京再去看我母亲。我料定,我女友一走,我母亲肯定会后悔的。再次见面,我母亲的热情叫我女友受宠若惊。我母亲的眼睛确是不行了,我女友带她去医院看了几次,大概是心绪好了,眼疾得到了控制。女友回连队时还带了一大饭盒土豆沙拉,我母亲做给我的,那真是天上美味,可我吃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生活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

我按捺不住了,冒着挨批斗的危险去连部请探亲假,理由是要回老家看我的亲生母亲,连部居然批准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这一下又是三年。一进家门,我看到床上摆了一个小炕桌,上铺红纸,摆着四干四鲜八个小果盘,这是我母亲所能表示的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了。一进门我与母亲抱在一起,母亲的头抵在我的肩上,轻轻地说:“不许哭,不许哭,我的眼睛不行,不能哭……”我用力咬着舌头,不使眼泪掉下来。我在家里呆了两天,其乐融融,娘儿俩不提过去,不说未来,我一味地讲笑话哄我母亲高兴。

第三天我不得不告诉我母亲,我必须回老家见我的亲生母亲,因为我向连里请假就是为了探亲生的妈。我完全没想到这一举动所带来的恶果,我很蠢!我以为母亲会理解我这一举动,完全不!我母亲的真正悲剧实际上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她当时没有说什么,只是两眼发直。

第二天一早我便踏上了回乡探母之路。在火车上我思绪万千,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我的亲生母亲。我很好奇,想知道亲生母亲什么样儿,我非常恨她,怎么可以把亲生女儿卖进窑子呢?这不是连畜牲都不如吗?我哥绝对是高智商的农民,他摸透了我的心思,有意安

排我在外面一位朋友家里住。村子里轰动了,奔走相告说李家那小子在北京发了大财回老家找他亲妈来了。我妈初时兴奋,继而发现了我无比的冷落。

在家呆了五天,我几乎无法与亲母对话。她哭,她诉苦,我都无动于衷。她甚至说要跟我走,我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和你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与亲生母亲的惟一一次相会。

我回到北京,第二天在院子里刷牙,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母亲一人在屋里狠狠地自言自语道:“狼!养了一只狼!狼是养不熟的!”我知道坏了,我的家乡之行深深伤害了我的养母。我做梦也没想到是这种结果。我想对我母亲解释我对生母并没什么感情,甚至恨她;我想告诉她我回家乡看生母只是出于好奇,我想告诉……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口。我知道母亲的养育之恩我终生难以报答。我自幼便有严重的“恋母情结”,直到十四岁,每晚还要母亲哄我睡觉。我睡熟之后,母亲才悄悄离去,每夜三点钟她都要到我屋里给我盖一次被子、关好窗户。

从小到大她不曾骂过我一句,打过我一下,十四岁她教我喝酒,十六岁教我抽烟,她说,是爷,就得抽烟,就得喝酒,否则无法应付家庭内外的社交活动。她教我买东西、下馆子,她说不会花钱的人就不懂挣钱,她用一种极特殊的方式培养教育了我,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犯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一九七三年我娶妻生子,分配到南宁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太太有了孙子,家庭关系有了缓和。到两岁半,老太太想孙子,竟然千里迢迢来到南宁,显然老太太对我已不大感兴趣,进门抱起孙子第一句话就是:“孙子!我想你!就想你一个!”我知道老太太依然记恨我,可我这个混蛋依然说不出一句解释的话。

一九七八年元旦,我接到朋友急电:母病危,速归!我当即借钱买了火车票,当我登程北上时,母亲竟已仙逝,守在她床前送终的竟是我三姨!我问三姨我母亲临终前说了什么,三姨说她只有三个字:“无牵挂!”这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她不想我!可这三个字恰恰说明她想我,是恨到了极点的想我!我哭,哭到医生说你的两只眼睛要保不住了,我当初为什么不向母亲解释清楚这一切?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她的事,她临终前竟没有听到我的一句忏悔!

一九八五年我亲生母亲也去世了,我哥哥甚至没有通知我。他知道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从小到大,我的所谓“家庭”经历过近十次的大变迁,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

“家庭”究竟是什么?是一笔说不清的孽债,“家庭”于我如钝刀子割肉,疼死你,却不叫你死!

但愿人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摘自《郭宝昌说点您不知道的》,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光明书摘》200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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