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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育林回忆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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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六十年的轨迹)


江育林








自我鉴定


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也犯过一些错误,打过几次败仗,但从未当过逃兵






谨将此书献给我所爱的人。特别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温暖、养育了我的农民朋友,以及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生命的知识青年。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成长(1948-1966)


第二部分:文革中的二附中(1966-1968)


第三部分:六年零十八天的农村生活(1968-1974)

第四部分:在泥泞中前行(1975-1978)


第五部分:上大学(1978-1982)


第六部分:万事开头难(1982-1985)


第七部分:在慕尼黑的日子(1985-1987)


第八部分:从奴隶到将军(1987-1996)


第九部分:国门卫士(1996-2008)


后记



   

前 言


早在九十年代末,我就萌发了写回忆录的念头。虽然这本回忆录是从二零一零年后才开始动手写,但在动手写前的十多年里,我一面回忆、思考,一面收集、整理资料, 慢慢地起草了几万字的提纲,逐渐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把我的一生经历分成了九个部分。本来在提纲中还有第十部分《第三次创业》,是讲我从2008到2014年间在北京的经历。但看看觉得时间太近,这几年前才发生的事情应当不属于“回忆录”的范畴,于是把它给砍掉了。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的朋友们给我提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有的建议我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这样可能会更生动一些。也有的建议我应当以纪实的形式写,这样才更加可信。考虑再三,我采纳了后者。

新中国成立时,我刚满一岁。可以说是“我们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当然,在国家受到磨难时,也是和新中国一起受磨难。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上升、有下降、有光明、也有黑暗。人们通常在岁末听到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是宣传用语,不是真实的描述。

因此,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经历无疑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能看出那个时代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我想写回忆录的初衷。希望能让下一代看后,能对当时那个年代的情况有个比较真实的了解。这也是我要采取纪实形式写回忆录的理由。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了解甚少,仿佛是在透过一个哈哈镜去观察我们那个年代。因此,当有年轻人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当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在尝试“对过去的文化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也有的人严肃地告诉我,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说法是“不怀好意的人为了给毛主席抹黑而编造的谣言”时,我感到非常失望:列宁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才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怎么就被人遗忘和歪曲了!

六十年是漫长的,每个活过六十岁的人都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在我从年轻时就有写日记和记录的习惯,特别是到后来参加工作后对重要事件也有保留相关资料的习惯,所以写起来还不是那样困难,而且让回忆录做到尽量准确和真实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虽然里面的一些观点或看法不一定正确,但回忆录中涉及到的所有事件和有关数据,我可以有把握地说:除了笔误和印刷错误外,应当都是准确可靠的。

为了引入这个回忆录,我写了一篇序言。它是我编的一个小故事,那不是真实的。随便大家怎么去猜想,看不明白也不要紧,但请不要对号。为了和回忆录那部分相区别,用的是第三人称,而回忆录则用的是第一人称。特此说明。


       二零一七年春节前夕




这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客厅,刘松柏的家。几扇玻璃门把客厅和阳台隔开,两边挂着漂亮的门帘。地面铺满浅黄色的德国进口复合地板,客厅的一边是一排真皮沙发,对面是五十英寸的大屏幕电视,在整面墙的中间镶着一个牛头,使温馨的房间显露出一点野性。在头顶上有一盏华丽的吊灯。在客厅的地板中央有个漂亮的藤篮子,一只长着雪白卷毛的小狗正在里面睡觉,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蝴蝶结,特别逗人喜欢。而在客厅的一个角落,还有一条小灰狗,身上的毛乱蓬蓬的,耳朵耷拉着,一只腿好象有点瘸。小灰狗站在离篮子很远的地方,羡慕地看着自己的同伴。

门吱地一声轻轻地开了一条缝。小灰狗吓了一跳,赶紧躲到沙发后面,紧张地看着大门。而卷毛狗仍然一动不动地呼呼大睡。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的头从门缝里露出来,她叫琪琪。她四下看看没人,眼光不由得落到那只卷毛狗身上。琪琪高兴地跑过去,抱起卷毛摸个不停。她的妈妈跟在后面也走了进来,她穿着得体大方,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提包。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眼角上有了几条鱼尾纹,但仍丰韵尤存,可以想象在年轻的时候,她一定有着动人的风采。老江提着一大袋水果走在最后,他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但精神却很好。他是刘松柏的好朋友。

老江把水果放在桌子上,对琪琪的妈妈说“小妹,你把包放在桌子上歇歇吧。他们俩口子肯定是到厨房里忙去了,我去看看他们。” 琪琪回过头,对妈妈说“妈,你看这狗多好,我真想要。”妈妈走过来看看,也笑着说:“这狗真的很漂亮。” 卷毛狗得意地昂起头,小尾巴摆来摆去。这时躲在沙发后面的小灰狗看到有人抱狗,也从那里走出来。它怯生生地走到琪琪身边,用头轻轻地碰她的脚。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哎呀,这条狗真难看,快滚开!”小琪琪一脚把这条小狗踢开。小灰狗汪地叫了一声,马上低垂着眼睛,夹着尾巴冲进沙发底下,委屈地呜呜叫着。

正准备离开的老江看到小灰狗被踢了一脚,不觉感到一震,心里象被针刺了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痛,不由得皱起眉头。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走到沙发旁边,弯下腰,唤着小狗。小灰狗迟疑地把头伸出来,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老江。老江抱起小灰狗,用手慢慢地抚摩着。狗感激地看着他,用舌头使劲添着他的手。他觉得手热呼呼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我原来也是一只被人随便踢来踢去的狗啊!”“江伯伯,你说什么?”琪琪没有听清,小妹默默地看着他。江伯伯没有回答,看着小狗,各种各样的感觉 ── 被人蔑视的眼光、屈辱、亲人的温暖、辛勤的汗水、自信……一齐涌上来。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不堪回首的年代。





补充内容 (2019-12-2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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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成长
(1948–1966)


童年在我心中的记忆好像总是快乐的。即便经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经过时间这个橡皮擦后,留下的也只剩下快乐了

童 年

我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我可能是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之所以说是“可能”,要怪妈妈的一句话。在读小学时,我的生日一直是填的“一九四八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到初中时全国实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所有的人户口上的出生时间都要换算成公历。于是我的生日被换算成六月四日(但是现在查万年历时,一九四八年阴历的四月二十四日好像应当是六月一日,也不是六月四日)。而有一次,好像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在家里谈起生日的事情来,妈妈听说我是六月四日过生日,大吃一惊,说怎么可能呢?我生你时穿着棉袄的呀!不可能是在六月份。我无可奈何地说,这生日还不是你们给的,总不会是我自己说的吧?妈妈立刻拿出户口本来看,上面确实是写的“六月四日”,也只好摇摇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生日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不过,我比较相信我的真正生日应当是公历四月二十四日,因为那时候可能会穿棉袄。而且四月二十四日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也许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读书人,习惯用公历。而当时的中国通常用的都是农历。可能当他们去给我上户口时,管事的人想当然地就在前面加上“农历”二字。反正,这一辈子已经过得差不多了,生日是哪一天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不过是选一个吃蛋糕的日子罢了。
在能勉强记事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好像在汉口中山公园附近住过;好像爬到墙上看过枪毙人,被吓得从墙上掉下来;好像吃花生连壳子一起吃了不少,被爸爸抱到医院灌了好多蓖麻油;好像住在婆婆家里,叔叔在澡堂里大声喊叫:“耶稣,给饭我吃吧!”结果被婆婆训斥了一顿,说他这么大声说话,对上帝太不礼貌;我还依稀记得,两个姐姐把家里的五屉柜下面的抽屉拉出来呈楼梯状,“教”我顺着“楼梯”爬上去把饼干盒拿下来一起分享……。不过这些事情怎么也连接不起来,也搞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就像断成几节的电影胶片,零散的,不连续的。而有些事情,虽然现在看来是那样平淡,没有价值,却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些真的是一点也记不得了!

等我能比较连续地回忆时,我们家就住在武昌烈士街里一幢灰色的二层楼房里了。那时弟弟小林还没有出生,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我还有两个姐姐。我们家住一楼。二楼有一家姓赵的四川人。他们家有一个大女儿叫赵尔琼,小儿子叫赵尔珉,年龄和我们差不多,自然就跟我和两个姐姐玩在了一起。赵尔珉比我稍大,我什么都要听他的。
有一天,我正在沙坑里玩沙,赵尔珉招招手,叫我过来。我拍拍手中的沙,跑过去。他很得意的说:“我给你打个谜语,你猜猜看:两座圆圆的山峰,中间有个山谷,这是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不屑一顾地说:“是妈妈的乳房,你连这都不知道?”我努力回忆自己吃奶的样子,涨红了脸说:“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他瞪了我一眼:“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我真的很懊恼,并对他居然能记住吃奶时的情况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几年之后,在全国“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我练就了惊人的记忆力,能在几分钟内把满满一张纸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个本领远远超过了赵尔珉能记住在妈妈怀里吃奶的能力,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和两个姐姐                      我们和赵家邻居

我上了一段时间的幼儿园。表现可能不是很好。印象中似乎还把一个女孩子的头打破了,回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最值得高兴的是过年前每个人发一大包糖果带回家,那时是我最兴奋的日子。记得那年我拿回来一大包糖果。那时候两个姐姐已经上小学了,大姐姐看到糖果馋得不得了,偷偷地跟我商量,用学校发给她的练习本和我换糖果。我正对他们上学写字羡慕不已,立刻就答应了。结果被爸爸发现了,把大姐姐臭骂了一顿。
那时小学每年都会给学生写评语,好像小姐姐是个“甲”,大姐姐是个“乙”。爸爸正在批评大姐姐。我看了看小姐姐的“甲”,就在我的幼儿园评语里仔细寻找起来,果真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甲”字。我高兴地指给妈妈看,妈妈看了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告诉我,那的确是个甲,但那是指甲的甲,不是小姐姐得的那个“甲”。
   
两个姐姐和我

那时刚解放才几年,武汉还住了一些日本侨民,在烈士街也有一些。我们受到大人的感染,对这些日本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于是一些小孩子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对这些日本家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袭击他们的小孩,从窗户朝厨房扔石头,站在他们的门口大声叫骂……。有时他们家长也带着孩子出来抓我们,通常我们就跑掉了。或许只是吓唬吓唬我们而已,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想他们也不一定真的敢来抓住我们吧。就这样闹了好久,也不记得是怎么结束的,好像是搬走了。那个时候,仇恨日本人的情绪还是非常强烈的。
妈妈那时没有上班,只要我不上幼儿园就和我在一起呆在家里。厨房就是我的游乐场。记得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妈妈把我从厨房拉出来,叫我站在外面,很严肃地对我说:“苏联的斯大林爷爷去世了,我们要为他默哀一分钟。”我不知道斯大林和我们是什么关系,但还是很听话地站在那里。周围除了妈妈和我,一个其他的人也没有。我们就那样笔直地站在那里,直到警报声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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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姐姐

我和两个姐姐都是相隔一年多一个出生的,所以三人的联系非常密切。从小两个姐姐就带着我和她们的小朋友在一起玩,所以看惯了跳房子、跳橡皮筋、踢毽子之类女孩子玩耍的游戏。对打珠子、滚铁环、玩泥巴这些男孩子常做的游戏反倒不太熟悉。
从外表上看,两个姐姐好像有些相像。特别是两人总是穿一样的衣服,在一个学校里上学。据说曾经发生过大姐姐找别人借钱,结果别人找小姐姐讨要的事情。在爸爸大发雷霆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我的两个姐姐,觉得太不可思议:我一眼就能清楚地分清大姐姐和小姐姐,怎么还有人会把她们两个搞混淆呢?
两个姐姐经常在床上打架,枕头飞来飞去。我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每当小姐姐打不赢了,就会坐在床上大哭起来。于是,爸爸就冲进来扇大姐姐一巴掌。当然也有时候每人都挨一下,于是就平息下来了。我觉得很有趣,可惜没有人和我打架。
其实,两个姐姐的性格相差很大。可以说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她们两人完全不同。
大姐姐江艾琳(后来改名叫江凌)是属于领导型的性格。喜欢出主意,也比较有主见。有时大姐姐头脑中的点子很让我意外。
有一次,我们在卫干校的院子里面走,突然在地上看见了一张钱。大姐姐马上宣布是她先发现的,答应分给我一点点。我感到很不公平,为什么不应当平分呢?大姐姐大怒,马上把钱交给大人了。当时我真的非常困惑:为什么她宁可交出去也不愿意平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单纯从数学上看,这是赔本的事。但是从建立威信而言,这是划算的。
有一次忘记是为什么了,爸爸罚我和大姐姐不准吃晚饭,还要跪在墙角里好久好久。我又累又饿,大姐姐鼓励我说:“不要紧,不吃不屙,还是那多。”我感到非常惊讶,就这样能够当饭吃?后来,大姐姐偷偷地对我说:“今天半夜里,我们逃到爷爷那里去吧!”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平时都是爸爸带我们坐轮渡去的,根本不知道怎么走到爷爷家里去,事实上大姐姐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到临睡时,我感到有点不对头。晚上出去是不是有些危险?万一出事怎么办?于是我就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妈妈,然后去睡觉了。
之后的事情是听别人讲的:半夜里,大姐姐爬起来敲我睡房的窗户,我睡得像头死猪。她就只身一人往大桥走去,爸爸则偷偷跟在后面。大姐姐走到桥头,犹豫了很久(可能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走),就往回走了。至于怎么进的门我就不得而知。反正大姐姐也是睡到早上才起床的,爸爸也没有再骂她。事后大姐姐骂我不跟他走,还把事情告诉妈妈。事情的确是我讲给妈妈的,但不跟她走实在冤枉,我根本就没有听到大姐姐敲窗户的声音。
大姐姐喜欢乱翻爸爸妈妈的抽屉,拿些东西。于是爸爸就给抽屉上了锁。不过,别人都是把锁扣一边安在桌子边,一边安在抽屉上,这样才能锁得住。而爸爸却把锁扣安在相临的两个抽屉上,一边安上一个。这样一来,虽然拉任何一个抽屉都不能拉动,但如果把两个抽屉一起拉就能轻易地拉开了。于是大姐姐又成功地打开了一回。在爸爸臭骂大姐姐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赞叹大姐姐的智商,而对爸爸安锁的水平嗤之以鼻。
总之,大姐姐做的这些事,的确反映了她很会动脑筋,特别是会出新点子,也有一定的胆量和能力。我真的很佩服大姐姐的点子。
其实,大姐姐还是很想讨爸爸喜欢的。在爸爸四十岁生日那天(应当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号吧),大姐姐别出心裁地自己花钱买了一张黄色的彩纸,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贴在客厅的墙上。爸爸回来看见了当然很高兴,一边夸奖,一边告诉大姐姐,祝寿应当用红色的纸,黄色的纸是用于丧事的等等。三年困难时期,大姐姐没有考取高中,在家等分配。不知从哪里捉住了一只麻雀,还把它油炸了放在小盘子里,说要给爸爸下酒。搞得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小姐姐江莉琳则是完全不同的性格。在我的印象中,小姐姐比大姐姐听话多了,也乖巧多了。特别是每当闯祸的时候,就拼命讨爸爸妈妈的喜欢,因此少挨许多打骂。但好哭,有点事情就哭得昏天黑地。有一次她被蜜蜂蛰了,就坐在那里哭了三个小时。搞得我还以为是在哭第二场,就问爸爸:“小姐姐为什么哭?”爸爸很无奈地说:“还在为被蜜蜂蛰了的事哭啊,不知道还要哭多久!”小姐姐的成绩很好,虽然智商可能比大姐姐要稍低,但比大姐姐用功得多,成绩一直很优秀。不像大姐姐,连画一个园都要用圆规比着画。还跟隔壁的冬冬吹牛皮说:“你知不知道,百分之六十就是一半?”小姐姐对我是有求必应的,我有事也喜欢找她。记得在阅马场小学读书时,有次要去医院看病,妈妈叫我自己去。我怕搞不清楚怎么办,就到小姐姐读书的四十五中去找她。小姐姐立刻就放下书带我到三医院看病打针,搞完了才回学校。
我们三人中,小姐姐是最容易上当的了。一天,爸爸突然来了兴趣,说要给小姐姐变魔术。他拿着一副牌,对着我们,随便拿一张就立刻能说出是什么。小姐姐瞪大了眼睛,仔细检查牌上有什么记号没有,还把牌洗了又洗,仍然搞不清楚是什么把戏。结果大姐姐把头伸过来一看,才发现爸爸面前放了一面镜子,背靠着桌子中间的花盆,离我们很近,当然就能把牌看得清清楚楚了。

妈妈、两个姐姐和我

大姐姐和小姐姐上学都特别的早,所以读书时小姐姐比大姐姐低一年级,而我比小姐姐要低两年级。但后来大姐姐考高中没有考取,在家休学一年,小姐姐在考高中时因肺结核休学一年,所以到我读初三时,就基本上连起来了。
两个姐姐都对我挺关心的。大姐姐在家休学时,曾经养过一只小黑狗。有一天还带着狗到华师二附中来看我,不幸的是狗在回家的路上被汽车压死了,据说是黑狗向汽车扑过去而被压死的。大姐姐还把狗拖回家,在家门口给它做了一个小墓,插了一个木牌,用毛笔写着“小黑勇士之墓”。
高二暑假我们搞民兵训练,每天累得要死。小姐姐也到学校来看过我。当时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烂不堪,浑身脏兮兮的,狼狈得很。也不知道当时她看见了是什么感觉。
小时候,我们三人心很齐。记得一天晚上,妈妈检查我的数学作业,明明我是对的,妈妈硬要说我错了。看到我不同意,还扇了我一巴掌。但作业可不是开玩笑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按照妈妈说的那样写上去,否则明天怎么交?于是我就坐在那里大哭起来。两个姐姐跑过来看到这个情况,也非常生气。第二天下午,我们三人坐在房间里,写起“大字报”来。没有白纸,就用废报纸写。其中还用很大的字写道:“不许打人!”、“打人是不对的!”、“要讲道理,不要打人”等等等等。这些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在爸爸妈妈的睡房里:墙上,床上,衣柜上,桌子上……。在爸爸妈妈下班之前,我们赶快跑出去,躲在隔壁门洞里偷看形势的发展。看到他们从门口走过,我们的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过了十几分钟,保姆出来喊我们回去。我们小心地回到家里,睡房里的大字报全都收拾掉了。爸爸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大家都埋头吃饭。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不过从此以后,虽然有时仍有打骂的情形发生,但他们的态度的确是好多了。这件事发生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年吧。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写“大字报”这个手段。总之,我们三个尝到了一点点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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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保姆

自从弟弟小林出生后,妈妈就上班了。家里开始请保姆。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对保姆很挑剔,特别是不能让保姆偷偷干任何其它的事情。有几个保姆好像都是因为偷吃东西,或者把东西带出去而马上就被辞退了。真正做得比较久的,一个是奶牛场的人,一个就是钱阿姨。
那个奶牛场的保姆,她的丈夫很斯文,有时还过来看看,保姆就给他炒两个鸡蛋吃。有次还带我们到奶牛场去玩了一天。住在那里,喝很新鲜的牛奶。那时我才知道:牛奶原来都要掺一点点水才能给人喝。否则太浓了,肠胃会受不了。
在我们家做得时间最长的就是钱阿姨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第二次搬回烈士街时,住在一幢大楼一楼的套间里。里面有三间大房间,爸爸妈妈和小林住一间,两个姐姐住一间,第三间朝北做客厅。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和一个很小的厕所。在这套房子的大门外面还有一间保姆房,我和钱阿姨就住在那里。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每天晚上,钱阿姨都要我给她读书。我除了读课本外,就是一本爸爸(也许是爷爷)解放前的一本画册了。里面印有许多漫画,还有许多英文,不知道讲的什么。但那时候我好像觉得语言不是问题,每幅漫画我都能看得懂,并且给钱阿姨讲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几年后我读初中时,无意中我又拿起那本漫画书。让我吃惊的是:里面的画我一个也读不懂了,即便使劲猜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我感到非常失望,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化。
钱阿姨很喜欢我,总是给我搞些好吃的东西。小时候我可是很胖的,一直到我二十岁了,有的老人都不知道江育林是谁,只知道我叫“小胖”。有一年夏天我得了痢疾,人瘦了很多。在我生病恢复后,每当下午母鸡一下蛋,钱阿姨就到处找我。她把刚生的鸡蛋打个小洞,叫我趁热吸进去吃掉。那味道真的很腥,我一点也不想吃。所以一听见母鸡叫,我就想方设法躲起来。但钱阿姨说这才补身体,能长胖些。就这样吃了很久,直到爸爸发现了,不让她给我吃生鸡蛋,这才没有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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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小 学

在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现在看来妈妈当年可能是准备生弟弟小林了),记得是一天下午,妈妈把我带到阅马场小学。我毫无思想准备,妈妈把我从一间教室的后门塞进去,最后面正好有一张空桌子。妈妈叫我坐在那里不要动,然后就离开了。那堂课是音乐课,大家都在唱歌,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害怕极了,就坐在那里轻轻的哭了起来。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实际上只有半天)。第二天,我就背着小书包开始正式地上课了。这时我才发现赵尔珉居然也在这个班上。那是我唯一认识的人,自然天天和他在一起。他也像大哥哥一样照顾我。
那时规定七岁才能上小学,很严格的。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说自己是七岁,要不然就要被从学校赶出来。阅马场小学的教导主任姓黄,戴着眼镜,和妈妈长得很像。她隔三差五地拉着我在操场上唠叨几句。其实是套我的话,看我到底有多大。由于家里打过预防针,我一口咬定是七岁了。一直到一年级快读完了,才说漏了嘴。不过那时可能学习能赶上去,所以也就算了。
阅马场小学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除了班主任和算术老师,其他人好像都是冷冰冰的。可能是我上学晚了几天,所以对什么都不熟,别人也对我不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非常孤独。
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当然只是“喜欢”而已,自己也感觉不到画得是否很好。刚上小学时,学校里要找人参加画画比赛,大概是全国性的吧。大家都在那里画起来。记得有个学生画的是几匹马,图画老师看了看说:“没画好,不是这样画的。”就上去涂了几笔,马立刻变得非常漂亮了。我正好站在旁边,就不高兴地说:“这又不是他自己画的。”老师看看我,说:“我只是加了几笔,主要都是他自己画的,你要不愿意就不画算了。”于是我就不再画了。后来,那个画马的作品好像获得了什么奖,学校还开了庆祝大会。记得奖品中有两个很漂亮的大气球。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图画老师。
学校里有个小房间,挂着“波波夫收音机小组”的牌子,其实天天就是一个老师在那里焊接收音机。我很羡慕地站在那里看,结果被大喝一声:“干什么!”吓得我再也不敢走近那个房间。
在初小(就是小学一到三年级)阶段,书包里没有什么东西:一块石板,几条石笔,一本语文,一本算术,再加上一个笔盒,里面装有铅笔,橡皮和尺。这就是上学要带的全部东西了。作业本都是当堂做完了交给老师才回家的。到高小(即小学四到六年级)阶段才开始有家庭作业,需要带回家做。体育、音乐和常识是不要书的,顶多发两张画片。不像现在的学生,每天如驴子般背着沉重的书包上学。
一年级时,老师跟我们介绍中国,像个皮球,上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虚线,说是未定国界。到二年级,中国的背上就凹下去了。老师告诉我们:蒙古已经独立了。老师说:现在中国像一只大公鸡。但我觉得难看极了,一点也不像公鸡。
记得刚上学时,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动工。长江里非常热闹,夜晚也是灯火通明。爸爸是营养专家,经常去给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苏联专家西林那里检查他的饮食。一天,西林邀请一些人去参观,爸爸把我也带去了。那天大风大雨,我们在江边等了半天船,才把我们接到江中一个很小的小岛上。上面有间很漂亮的活动房子,大人们就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听西林专家介绍。我什么也听不懂,就在房间里到处看。我发现窗户上的窗帘很好玩,就去摸上面的绳子,不料窗帘哗的一声落了下来,大家都吓了一跳。西林走过来,嘴里不知道咕噜着什么,按了个什么机关,窗帘就又上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在西林专家的房间里挂着一幅画,上面是大桥修好后的模拟效果图,漂亮极了。几年后大桥完工,我发现居然和那幅画上画的一模一样。当时的确令我惊叹不已。
小学一年级是我非常艰难的一年。年龄不够,还要时刻小心不要说漏嘴;没有学前教育,读起“波坡摸佛(注音字母)”来像读天书;身体较弱,体育对我来说犹如过关。一年级的期末体育考试是站在教室的一角,向教室对角的篮子里丢五个皮球,那时学习成绩不是百分制,而是学苏联的五分制。丢进一个算一分。我根本就没有力气把球扔那么远,只有记不及格。学生手册上的成绩单不及格是用红色标记的。我伤心极了,简直不愿再去上学。爸爸仔细问了情况,就去找学校,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办的,反正是不了了之。可能学校里的体育能力训练是根据青少年的发育进程安排的,而我总是差一年。反正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次体育考试,我都感到头皮发麻:跳马跳不过去,翻杠子翻不过去,短跑跑不快,跳高跳不过……,除了考游泳,没有一项是很轻松的。多半是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生,就是过了也是勉强刚刚过线。
到了二年级,武汉市流行脑膜炎和流感,气氛非常紧张。每天早上学校门口都有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守在门口,生病的学生不让进去,没有病的学生要张开嘴,往里面喷一点点什么药。课间休息时还要喝青果煮的水,有点苦,不过大家都很听话,乖乖地喝下去。
三年级时,我们已经在烈士街住了,由于附近有个很大的体育场,所以要上阅马场小学,就不得不弯一个大圈,沿着紫阳湖走,爸爸妈妈上班也得这样走。我很快就发现在体育场边上的铁丝网有个大洞,从那里走几乎是条直线,至少要快十分钟。我很高兴地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有一天,妈妈带着几个同事也向这里走来。我得意地向他们介绍从这里走是多么方便。但是忘记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情况:需要从铁丝网的洞洞里钻过去。于是,当他们走到大洞前面,才发现这个问题。但这时已经走到最里面,几乎能看到我们住的房子了。这些大人无奈之下,只好一个个地从这个大洞里钻过去。好在洞还不算太小,我看到这些大人们穿得花枝招展的从铁丝网的大洞里钻过去,觉得闯了大祸。好在妈妈并没有骂我,只是再也不从这里走了。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很好地用铅笔写字了。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支钢笔,我开始学习钢笔字。刚开始用钢笔时,觉得特别好用,不像铅笔那样用力才能写得出来。不过也有问题:万一写错了要改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逼得我想好了再写,而不是边想边写了。在我的印象中,三年级的学习对我而言很容易,但成绩却似乎不是很好。主要是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得有一次爸爸看到我的作业本上总是有错误,就问我:“你难道不能保证一个星期不出错吗?”我想,这还不容易,于是那一个星期的作业就是全对,一点点错误也没有。但是过后又开始出错了。这大概是男孩子的通病:难以管住自己。那时的我真的是个陀螺屁股,难得安静坐下来,特别是心难得收起来。直到四年级,也就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才开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年级的算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讲的都是古代算术问题:鸡兔同笼问题,植树问题,追及问题……,很要动脑筋的。只有很难的问题,需要动脑筋的问题,才能把我栓在板凳上。如果是很容易的题目,则容易分心。因此就出现了考得越难就越是满分,考得越容易,分就被扣得越多的怪现象。我们的数学老师很有事业心。教我们时非常耐心,想尽办法激发我们的兴趣,还自己掏钱买纸印题目给我们做练习。如果大家都做得很好,她就更高兴,用一张大红纸写了祝贺信,在班上念给我们听。叫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每天都在兴奋中度过。
但是有天早上,数学老师低着头走进教室。她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用很低的声音对我们说:“同学们,对不起,我犯了错误。我辜负了党的教导,以后再也不能教你们了。希望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都惊呆了,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这样看着她低着头走出教室。我们的数学老师就这样消失了。据说是犯了右倾错误,至于是不是被打成了右派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当时毛主席提出的口号是赶英超美,说是要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我国一九五七年的钢产量是535万吨,而毛主席要求我们一九五八年达到1070万吨,即翻一番。这对于刚解放不到十年的新中国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但是既然说了,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开始全民大办钢铁:一是家家户户都把自己的铁器捐出来炼铁,二是各个单位都要建高炉炼铁。阅马场小学也不例外。在门口一点点的空地上建了一个小高炉。全校的学生都到大东门背铁矿石。我们年纪小的挑不动,就把裤子脱下来,在两只裤筒里装一些铁矿石,扛在肩膀上背回来。反正那时候学校里到处都是铁矿石和焦炭。就像一个垃圾场。三年后,出于肚子饿的原因,我们这些刚读初一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又一次把裤子脱下来,到江边去背萝卜代替粮食。不知这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有机的联系”?
炼铁时,鼓风机呼呼地响,火苗飘得很高。大家都在盼望着能炼出钢铁来。许多同学也好奇地站在那里看。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伟衡,蹲在地上仔细看那个鼓风机。一不小心手指被吸进去,把指头上的肉都刮光了,流了很多血,被送到医院急救。二十年后我们还见过一面,他的手指头好像又长好了。只是没有了指甲。
记得有一天小高炉出铁了,大家都去看,只见有人从高炉里掏出一块红红的东西出来,大家欢呼起来,大概那就是铁了。那块东西后来就丢在门口,直到我离开阅马场小学好像也没有人去动它一下。经过苦战,中国那年算是炼出1070万吨钢铁来了,当然也包括学校门口那块东西。
大跃进除了大办钢铁以外,第二件大事就是要放卫星。即各行各业都要有飞跃性地提高。像农业要高产,所以就有了亩产几十万斤的牛皮。人们那时对大自然是极端的藐视。记得当时很有名的一首诗歌:
天上没有玉皇,
水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但不到一年,人们就开始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不过当时狂热的人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学校里要放卫星,就要求大家都要会背书,人人都要是小诗人。于是艰苦的磨练开始了:
刚开始,老师叫我们背一页纸的课文。要求第二天背熟,上台比赛看谁背得流利。后来就要求背一课,那就是几张纸,也是要求第二天背熟。刚开始背书时的确非常痛苦。我坐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背呀背,感到很困难。但是我偶然发现: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背得比较快。于是每当要求背什么课文时,虽然有些课文很叫人讨厌,但我还是首先极力想象是多么地喜欢它,然后才开始背。果然背书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到后来,一页课文,我几乎只要三十分钟就能把它背下来,而且一字不漏。再到后来,一张纸只要我看上两眼,脑子里就能出现那张纸的图像,我就能一字不漏地照着它写下来。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一直维持了几十年,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以至于在初中,清早到学校听说马上要考地理,拿起书看几眼,考试时就能一字不漏地照着书抄。搞得老师总以为我在作弊抄书。其实作弊是没有的,抄书确是真的。以至于在后来出国英语培训时,老师考我一个单词,我不但记得它的中文是什么,甚至还能记得下一个单词是什么。老师啼笑皆非地问我:“你记下一个单词干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这样用图像记忆的。
这就是我在大跃进的收获。
爸爸很早就发现了我的惊人记忆力,但他对此颇有不满。曾经多次骂我是“饿狗记得千年屎”。因为我总是把他做过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学校要放的另一个卫星就是赛诗会。要求人人都要当小诗人,所以每个人都要学着写诗歌。刚开始还觉得很难,不知道如何下手。然而仔细看了看别人写的诗歌,发现其实很容易的:你首先把想说的一句话压缩到适当的长度,即把不必要的字都去掉。然后把能押韵的字想办法调到末尾,或者把末尾换上一个能押韵的同义词,这一句就算成了。再来改下一句……。所以在我看来,写诗歌就是一个排列组合的过程。关键是在你的脑子里要有足够的词汇够你选择,加上能迅速地寻找和替换,一首诗歌就诞生了。用电脑可能会快一点,可惜当时只有人脑。
由于我的脑子转得快,就成了小诗人,当时也确实写了不少诗歌。有些甚至是当着老师的面现场写出来的。记得学校还专门出了一本诗歌集,里面有好几首我写的诗歌。再后来,有些人开始乱抄别人的诗。学校就开始审查,看这些诗歌是否真是我们写的。用现在的话说,要看是不是“原创作品”。于是,校领导把我们都召集起来,要我们每个人谈谈自己写作的思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于是有人提议:每人现场做诗一首。这种事也太容易了。论到我的时候,我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当场就作了一首,于是就过去了。
平心而论,那时写的诗歌还是很有韵律的。排列的工工整整,读起来朗朗上口。不像现在的一些所谓的“自由体”的诗,根本就是把一句话拆成几句,就成了诗。正如在网上有些人挖苦现代女诗人赵丽华的“梨形体”诗时,形容这些诗其实就是:“一个~屁,一个~很长~很长的~屁,我~不把它~一下子~放出来,忍着~括约肌~的~抗议,把它~分解成~更多的~屁,把它~一点~一点~一点地~放,于是~就成了~诗。”我一点也瞧不起这种诗。我们那时写的诗歌,可能内容上有些幼稚,但韵律上、格式上绝对比那些自由体的诗要经得起读。
在初小阶段,大家都在识字,算术也都是最基本的加减乘除,谁认真谁就会有好成绩,和智商没有很大关系。而到了高小,智商起的作用就比较明显。可能是因为我的算术极好,又会写诗歌,老师对我也和蔼很多。不过和在广埠屯小学以及华师二附中相比,我在阅马场小学的印象基本上就是自己在读书而已,和老师和同学们都没有很深的交往。除了那个被鼓风机搞坏了手指的张伟衡,几乎连同学的名字也没记住一个。而我在广埠屯小学虽然只读了一年半,班上很多同学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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